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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带娃创业”开在小区里的家庭托育点

程琪开办的家庭托育点的客厅。受访者供图程琪开办的家庭托育点的客厅。受访者供图程琪展示日常会给家庭托育点孩子们做的三餐。新京报记者 李聪 摄程琪展示日常会给家庭托育点孩子们做的三餐。新京报记者 李聪 摄5月10日上午,程琪带家庭托育点的三个孩子到小区“跳房子”,吸引了小区的其他小朋友们一起玩。 新京报记者 李聪 摄5月10日上午,程琪带家庭托育点的三个孩子到小区“跳房子”,吸引了小区的其他小朋友们一起玩。 新京报记者 李聪 摄

没有营业执照、没有幼教资格证,程琪的家庭托育点,已经在小区里开了五年。一直以来,她几乎没做过广告,往她这里送的婴幼儿只多不少。

林西在成都先后经营过5个家庭托育点,之前始终找不到可供参考的具体政策,“就悄悄干”,但总是很忐忑自己会不会违法。

据2021年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提供的数据,中国0至3岁婴幼儿约有4200万,其中1/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,但调查显示中国总体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.5%。在价格高昂的专业托育机构与自己付出心力育儿的权衡之中,一些家庭托育点早已根据市场需求应运而生。

今年年初,国家卫健委发布《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(试行)(征求意见稿)》(以下简称“征求意见稿”),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多位专家认为,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层面开始对家庭托育点进行规范,未来家庭托育模式将走向合法合规。

这项通知的出台,让林西等从业者看到了家庭托育点走向合法的希望。但征求意见稿背后,有些细节仍亟待厘清。

辞职带自己的孩子

上午十点,程琪领着托育点的三个孩子,负责做饭的阿姨提着孩子们的水壶,在小区花园找到一片绿荫。程琪用几个彩圈铺在地上,带孩子们做游戏。

小区里其他遛娃的家长们也被吸引,带着孩子参与其中。围观的家长向路过的行人介绍“这是老师,带孩子很认真。”

一个小时后,程琪又带孩子们回到托育点。这是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一栋居民楼的一楼,推开防盗门,是摆满画册和图书的书架,旁边的客厅里铺满了粉白相间的地垫,置物架上放着一筐筐的玩具,墙上贴着小朋友们玩耍的照片。厨房门上挂着本周食谱,靠墙摆着两张矮桌和一摞儿童餐椅。再往里走,卫生间摆着小朋友用的便盆,洗手池前放着儿童垫脚凳。次卧放置着一张高低床,方便小朋友们午休。

这是程琪开在小区里的家庭托育点,三室一厅,大约130平米,月租8000元,东西都是一点一点购置起来的。

程琪说,开托育点是“无奈的选择”。在此之前,她是一位职场女性。女儿出生后,她曾短暂返回职场,孩子由家中老人帮忙照顾,因与老人的育儿观念不符,在孩子1岁半时,程琪决心辞职自己带孩子。

“帮助”别人带孩子

得知程琪准备做全职妈妈,朋友跟她开玩笑,希望她也帮自己带带孩子,“带一个孩子是带,多带几个也是带,还可以办个托班。”

朋友也有和程琪类似的困境,夫妻俩平时都要上班,想请育儿嫂,却总是各种不满意;考察了一些托育机构,要么收费太高,要么离家太远;也不想麻烦老人离开家乡“北漂”带孩子。

一番讨论后,程琪和朋友约定:每天早上八点左右,她把2岁的孩子送来,晚上五点下班后再把孩子接回。程琪负责孩子一日两餐,每个月收费2800元。价格是朋友定的,“比请阿姨便宜,同时也是一个孩子每月正常的开销。”程琪的朋友说,对她的人品绝对放心,而且比找育儿嫂要划算。

有了这份信任,程琪渐渐有了“帮别人带孩子”的想法。但她没有任何幼教经历,过去从事的是房地产相关工作。由于不想辜负这份信任,程琪“铆足了劲对孩子好”,夏天带孩子出去玩,回来后出了一身汗,程琪会立刻帮孩子洗澡,换上干净的衣服;餐饮上也是变着花样做营养丰富的菜品和点心。

刚开始,程琪觉得这只是帮别人带孩子,负责吃喝拉撒和安全等问题。但一段时间后,她觉得还要教孩子自己吃饭、懂礼貌、如何和其他人相处。

“不仅有‘托’,还要有‘育’”。她主动学习了很多关于婴幼儿发展的知识,如何发展婴幼儿的感统、如何树立规则感等等。晚上下了班,还会上一些关于儿童心理学等方面的网课。

“对孩子耐心,餐食好”,是家长们认可程琪的关键。每天上午和下午,程琪都会带孩子们在小区外出活动一小时。程琪欢迎其他孩子加入,她认为2岁到3岁的孩子特别需要和同龄孩子一起玩,孩子们之间的互动和社交是必不可少的。

这也是小区居民了解她的一种方式,久而久之,小区里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家庭托育点。偶尔有人在小区群中咨询孩子的托管,就有家长出来推荐程琪。随着“口碑传播”,程琪发现“托育需求很大”,她几乎没有做过推广,她的托育点一直有家长将孩子送来。

由于只有程琪和做饭阿姨两个人,“最多只能带六个孩子”。每天八点左右,家长们就可以把孩子送来,晚上一般在七点之前接回,偶尔家长临时有事晚一点来接也没关系。托育点负责三餐,以及上午的酸奶和下午的水果。

小区互助式的家庭托育点,这是程琪给自己的定位,讲究“你情我愿”。“我没有育婴师等相关资格证、没有营业执照,全凭把送来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待”,这是程琪首先会跟家长们说明的一点。另外,程琪“只收2岁以上的孩子”,2岁以下的孩子,“我没有那么专业。”

庞大的托育需求

婴幼儿照料,是许多家庭的难题。34岁的刘言在广告行业工作,带一个3人团队。她的宝宝马上2岁,此前是育儿嫂帮她带孩子。刚过去的五一假期,育儿嫂告诉刘言,感觉最近身体不舒服干不动了,准备回老家养老。刘言措手不及,这是她请的第三个育儿嫂,已经干了快一年,前两个或是因为育儿理念、或是因为性格问题,很快就结束了工作。

假期结束后,她和丈夫两人要上班,“孩子怎么办?”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。无奈之下,刘言和丈夫分别请了一天假,紧急把老家的妈妈请过来,先帮忙看几天。

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在论文中提到,托育服务资源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“全面二孩”生育政策效果显现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随着“三胎”生育政策的推行,优质、便捷的托育服务正成为不少家庭的“刚需”。据2021年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提供的数据,中国0至3岁婴幼儿约有4200万,其中1/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,但调查显示中国总体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.5%。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指出,2021年托育需求得到满足的仅占4%左右。而根据OECD(经合组织)Family Database的数据,不少国家入托率已超过50%,荷兰等国已超过70%。

家在北京的二胎妈妈王珊珊正处于职业上升期。家中老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帮忙带孩子,自怀孕后,她就开始计划在宝宝一岁半的时候送托育。为此她提前在线上搜集测评,还带孩子实地考察,包括3家开在商圈里的托育机构,还有3个附近小区的家庭托育点。

目前的托育服务形式主要有公办机构、民办机构、家庭托育点等多种。尽管都是在住宅内提供托育服务,但根据运营主体不同运营模式也不同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高丙成曾提到,目前的家庭托育点有两种:一种是家庭间的互助式托育,模式为邻居间互助带娃或几家人共同聘请育婴师;另一种则是住宅内的小型托育机构,举办场所在居民楼内,但以小型托育机构的模式运营。

刚开始考察时,王珊珊的要求很具体。比如离家近、开车15分钟到达的距离,有独立的户外活动空间,餐食方便有独立的厨房,是蒙氏园,有合理的早教课程安排。

一番考察下来,王珊珊放弃了托育机构,每个月8000元左右的费用,加上房贷,对这对夫妻来说负担有点重。最后几经权衡,她选择了隔壁小区的家庭托育点,“相对便宜,离家近,在小区活动比较安全,孩子少也能照顾得过来”。至于早教内容,王珊珊后来觉得“这么小的娃娃能吃好玩好睡好,开心最重要。”

在价格高昂的专业托育机构与自己付出心力育儿的权衡之中,一些家庭托育点早已根据市场需求应运而生,暗自生长。

早在2016年的时候,林西就看到了家庭托育的市场前景。从成都一家幼儿园辞职后,她接手了一家转让的家庭托育点,随后陆续又开了3家。

怀孕期间,由于想安心养胎,她把几家托育点都转让出去。今年年初,孩子一岁了,她又接手了一家家庭托育点,开始“带娃创业”。

家庭托育走出灰色地带

事实上,家庭托育曾长期处于“灰色地带”。

在征求意见稿出来之前,林西始终找不到可供参考的具体政策,“就悄悄干”,但总是忐忑自己会不会违法。一些家长认为,这是小作坊,不安全;也有一些相熟的家长非常认可家庭托育的服务和提供的便利。

林西提到,由于家庭托育有经营性行为,但住宅难以办理营业执照,会面临被邻里投诉和工商部门检查的风险。

曾经有楼上邻居觉得“小孩子太吵”,持续向物业、社区、街道等很多地方投诉,“甚至公安都到我们这里来过。”最后,双方协调不下,林西不得不关掉这个托育点,把这个园区的学生和另一家园区的学生合并,导致当时部分家长需要坐公交车送孩子。

她认为如果家庭托育点能被政策认可,“正规起来就不会收到投诉”。在随后的托育点位置选择中,她会根据这个小区有没有超市、快递驿站等来判断小区居民的包容性。

采访中部分家长们还是普遍表示对家庭托育点“信任感不高”。刘言提到,“比起专业托育机构,家庭托育门槛低,监管也很困难,几乎是件靠良心的事儿。”

不同于程琪的熟人介绍模式,林西的家庭托育点作为小型机构模式运营,需要自己招生。林西感受到,家长们对于“托育的认知”,近年来在发生变化。早几年的时候,林西碰到过一些家长,觉得“那么小的孩子送托育好可怜啊”。近几年,林西发现家长们在逐渐接受三岁以下的孩子送托育这件事,但在选择上有诸多犹豫。

深层次的原因是家庭与托育之间没有建立起基本的信任。因缺乏监管、行业标准模糊、管理不规范等原因,托育机构跑路、不够安全等负面事件时有发生,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良莠不齐。

2022年的一项调查研究提到,已送托的家庭和未送托的家庭的家长相比,关注的信息存在差异:未送托家庭对“安全”的关注度颇高,其次是对教师基本品德的关注。已送托家庭对“安全”的提及率大幅降低,更关注托育机构在教师素质、课程设置、时间设置、离家距离等方面的短板。

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钱雨曾在调研中发现,要推动家庭托育点健康发展,至少要解决三重难题。一是家庭托育点缺乏环境安全标准。其次是卫生保健要求难以达到。第三是人员资质难以把控。

家长们的这些担忧,在此次的征求意见稿里得到了回应。比如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,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90日;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小于9平方米等。另外,在此次的征求意见稿里,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的准入条件中并未提到专业证书等,但具体要求具有保育教育、卫生健康等婴幼儿照护经验或相关专业背景;受过婴幼儿保育、心理健康、食品安全、急救和消防等培训;身体健康,无精神病史;无犯罪记录。

“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层面开始对家庭托育点进行规范,未来家庭托育模式将走向合法合规。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,要想真正化解婴幼儿托育市场的供需矛盾,还需通过专门立法,形成多种模式并存的托育照护体系,满足不同群体需求,真正实现幼有所育。

“家庭式婴幼儿照护,原幼儿园老师,蒙氏教育理念”“全职妈妈,帮带娃,可日托、半托”……目前征求意见稿里并未对家庭托育点申办者的身份有限制,这吸引了一些宝妈,希望将“家庭托育”作为创业项目。

新京报记者以“家庭托育”、“帮带娃”等为关键词在各类社交平台检索,发现全国各地都有不少正在试水“互助式托育”的宝妈,托育费用在2500至4000元每个月不等。

“开一个托育点,既能自己带小孩,又能在家创业。”这份征求意见稿也给叶乐提供了一个方向,她今年30岁,有一个7月龄的宝宝,曾在一所公立幼儿园做过5年幼教老师,本来计划去澳洲读幼教硕士学位,因生了孩子而暂时搁置。

在叶乐的计划里,这个家庭托育点以自家客厅和顶楼花园为主,一共100多平米可供使用,更针对普通家庭。由于是自家的房子,不用租金,因此她计划投入10万元,先将窗户都封上钢丝网,再将家里改造装修成符合小孩子审美的样子,比如购置一些温馨的装饰,安装尿布台和儿童坐便器等。

叶乐在网上发布的广告,很快引来几位宝妈的咨询。信任和安全问题,是普遍性的关注。“陌生人照顾自己的孩子会不会不尽心,会不会玩手机,然后甚至会不会打小孩,这都是他们担心的。”

亟待更细的行业标准

然而,叶乐很快发现自己走进“死角”,首先是难以办理的营业执照。

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提到,举办家庭托育点,应符合地方政府关于住宅登记为经营场所的有关规定,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申请注册登记。登记名称中应注明“托育”字样,在业务范围(或经营范围)明确“家庭托育服务”。而《民法典》规定,“住改商”必须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,只要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人不同意,就不得改变住宅用房的用途。

叶乐咨询了当地的工商部门,得知以住宅性质去办理“家庭托育”的营业执照,目前还行不通的。但还有一个“灵活”的方式:征得小区内相关业主的一致同意,才能以自家住宅作为托育场所进行工商登记。“这很困难,毕竟有的邻居会嫌托育点扰民。”

除了营业执照,消防和餐饮的资质问题,也让叶乐望而却步。以餐饮为例,叶乐不清楚家庭托育点是否还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,才可以安全地为来托的孩子们准备食物。餐饮部分,征求意见稿只在第七条中提到了“家庭托育点应为婴幼儿提供生活照料、安全看护、平衡膳食和早期学习机会,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。”

办不下执照,叶乐只能暂停“创业计划”,试图接一些临时托育的活儿,她想等到政策更加明朗的时候,再投身其中。

另外,不管是机构托育,还是家庭托育,成本始终是运营难题。征求意见稿发布后,其中部分关于收托人数、照护人员与收托人数比例的设定标准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。征求意见稿中提到,托育点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,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。

林西的托育点,目前有8个孩子,2位工作人员,分别是一位带班老师、一位副班老师。最近林西还聘请了一位全职外教,在她的测算下,不请外教的情况下,收6个孩子刚刚达到收支平衡,算上她自己的工资,也是“赔本买卖”。

程琪认为盈利不是自己最重要的目的,“互相搭把手”。目前她的托育点每个孩子收费3200元,房租8000元,阿姨的工资4500元,水电费另算,“三个孩子只是能保住房租和阿姨的费用。”维持托育点的收入,需要从她帮忙接送小区幼儿园及小学的孩子等项目补上。

在程琪等从业者看来,家庭托育点需要的是“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”。程琪觉得如果街道能牵头办这件事,提供一些场地等支持,能够让托育服务朝着更加普惠的方向发展。叶乐则认为,“家庭托育点的规则必须明确,并且要有一定的盈利空间,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去做,而且会把它做得很好。”

今年1月,程琪回东北老家过年,小区里的家长一直发消息催她回来,“说要给我买车票让我赶紧回来”,程琪说,这让她感觉还挺有成就感。

五年来,程琪见过太多从事律师、医生、老师等职业的女性,因为要带孩子,只能“退下来”。她希望自己这个托育点,能够托住这些家庭,为她们提供一点点帮助。

她常常跟家长说,“咱们互相搭把手,把最艰难的三年挺过去,后面就没那么辛苦了”。

(文中林西、程琪、叶乐、王珊珊均为化名)

新京报记者 李聪 实习生 林秋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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